(28)他还以代理关系为例说明power和liability。
但序言中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目标的指引，并不影响《宪法》15条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效力。[33] 总之，《宪法》15条的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指国家性质，同时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即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并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在经济学界，当时围绕市场经济形成了两派观点，有些学者明确反对市场经济，认为市场化改革会取消公有制，甚至有人提出市场经济会否定党的领导，搞资本主义。该条实际上限制了公民在公有制之外从事经济活动的空间与可能性。有学者指出：对于一些本质上只为财图利的经济犯罪，似乎不应再保留其死刑。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运行26年，其间随着执政党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宪法》15条的市场经济的内涵已发生变迁，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作出统一解释，明确现阶段市场经济的性质、功能与特征，发挥市场经济宪法规范的效力。为此，当缔约方之间的权利平衡被扭曲到显失公平或严重妨碍个人权利自由行使的程度时，国家可以适当限缩市场主体的契约自由。
从市场经济存在的区域与文化传统看，不同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可进行区域的划分。那些阻碍市场统一和竞争自由的行为，无论是来自市场主体，还是来自州或其他政府部门，都在宪法层面上被否定。[25][英]T. H.马歇尔：《福利的权利及再思考》，载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9页。
进入专题： 社会权 身份权利 积极权利 受益权利 。……这是一个由特定社会的公民所设计的财政安排，其目的在于调节这一社会的收入分配，以便促进所有人的福利。就人民方面言之，则有请求政府为各种行为，以增加人民福利的权利，故受益权由消极的性质，变为积极的性质。（4）享受公正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第7条）。
那么，将社会权作为积极权利，会影响到其权利的属性与效力吗？在学术界，对于社会权的诸多质疑，实际上就是担心在积极权利的架构过程中，国家这个必要的恶会走上前台，扮演为人民谋福祉的主导地位的角色，如此一来，不仅使原有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设计顷刻崩塌，私人领域也逐渐地国家化、政策化和法律化。格劳秀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对权利进行定义，他说：权利在严格意义上说来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私人的，它是为个人的利益而确立起来的。
所以受益权之由消极而积极，也是福利国家的基本人权，和夜警国家不同的一面。其三，穷人以其独特的方式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积极权利需要并盛情邀请政府。[18][比]丹尼·皮特尔斯：《社会保障基本原理》，蒋月、王铀镱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0页。
旧日的受益权，专指请愿权、诉愿权、诉讼权等消极的请求救济的权利而言。参见陈新民：《宪法学导论》，自印本1996年版，第173页。[17][丹麦]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苗正民、滕玉英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4页。从以上的比较也可发现，真正能够发挥社会权受益功能的，还应当是由国家提供的社会安全或社会保障制度。
[22]在积极权利的背后，我们看见的是国家在行动。消极权利的特点是保护自由，积极权利的特点是促进平等。
在全民福利的给予方面，本国公民或本地居民自然和他人一样都能够拥有平等的福利请求权与受益权，法律上不能厚此薄彼，否则即构成法律上的剥夺与歧视，但是，在对弱者权利予以保护方面，则需要考虑其是否属于法律所认定的弱者，否则也一样无法获得要求救助的资格。他们往往分担了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社会风险和苦难，再回过头来给予他们一点最低的生存保障，本身已经很是吝啬与不公，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人性可言了。
[8]公民身份的获取，伴随着权利的赋予。[38]可见，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权受益路径和由当事人参与的社会权受益路径上，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第一，享受权益的基础依据不同。……20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生活的发达，对政府观念的变迁，‘最好政府，为最能服务之政府，于是政府的任务，不仅止于保境安民而已，且应积极保护人民的生活，并促进文化的发展，对人民的衣食住行，处处均须关心。[24]可见，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在国家职能上的确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它也表明了权利类型上的多样化与差异化。前者是以劳动者为保障对象，以劳动者的年老、疾病、伤残、失业、死亡等特殊事件为保障内容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它强调受保障者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采取的是受益者与雇用单位等共同供款和强制实施的方式，目的是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的安定。……卡多佐法官应用同样的原则，审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条纽约法律禁止在公共事业中雇用外籍人的案件：‘不承认外籍人的资格，的确是歧视，但不是专横的歧视，因为排斥的原则能够使各州把自己的资源限定于提高本州成员的利益……各州在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财政时应该理所当然地考虑本州公民的福利，而不是考虑外籍人的福利……各州在反对贫困的战争中没有必要将资源平分给本州的公民和外籍人。
既然继承于前辈，就没有理由让少数弱2021年第4期者在贫困面前自生自灭，他们有分享人类文明与发展成果的资格。例如，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就指出，在健康权的保护方面，必须强调公平获得卫生保健和卫生服务的条件。
国家负有特殊义务，为没有足够能力的人提供必要的卫生保险和卫生保健设施，在提供卫生保障和卫生服务方面防止出现任何国际上禁止的歧视现象，特别是在健康权的基本义务上。前者包括财产权、契约权，当然也包括免受警察刑讯的权利，后者包括获得食品券的权利、住房补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费。
再者，社会权是一种受益权利，即给予权利人以相关物质上的利益或行为上的帮助。与消极权利相比，社会权利作为积极权利具有如下突出的特点：一是它与消极权利可以行为人不作为的方式而存在的情况不同，积极权利必须有待于行为人的积极作为方能获致，这也就是伯林所说的去做……的自由。
[35]可见，社会权所必定派生出来的受益权，为基本权利权能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21]由此，法律上的权利可以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两种类型，而社会权则可明显地归于积极权利一类，如俞可平先生所言的那样：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政治社群有责任通过自己的积极作为，提供公共利益，从而最终增进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29][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4卷），王保民、王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4页。还必须明确的是，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并无高低之分，宪法中规定两种不同权利类型的实质是要厘清国家的不同角色。
根据社会契约理论，人们让渡自然权利组建国家，本身就是为了结束自然状态下的无序与暴力，而谋求更加安全、幸福的生活，因而为人们谋福祉可以认为是政府的天职。他们彼此承担的第一种义务是安全与福利的共同供给。
[12]对于这种拒绝外国人享受本国福利待遇或者救助、保障的做法，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歧视呢？一般认为，此种从主权出发所为之差别待遇，仅是反映人权保障之现实而已，尚属正当或合宪法，因为外国人的基本权利地位，不是意识形态之整体承载，而需视个别情形包括国情，予以分别处理。第三，参照的基础标准不同。
其二，现代社会的富足生活是世世代代努力积累社会财富的结果，并不是现世少数社会精英独力而为。第二，福利权、社会权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持的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因而往往会与他人的消极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发生冲突，例如通过税收杠杆筹集福利资源即是此类。
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不难看出，各种类型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都首先要就救助和保障的对象作出明确的界定，即为其中的显例。在社会安全制度下，国家是唯一的法律主体，负有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福利以及向弱者提供特别救助的义务，而在社会保险制度下，社会则是主要的义务主体。此种自由乃‘免于恐惧之自由，免于匮乏之自由，属于社会性权利或经济性权利。所以，宪法在有关积极权利性质的基本权利规定中，仍应明确权力的边界，防止国家对公民尊严、价值的亵渎与侵犯。
以此而论，称社会权是不附带任何法律义务的权利也不为过。但另一方面，也正如伯林他们所指出的那样，一旦国家可以通过整合资源、重新分配的方式介入基本权利的实现过程，则人们就可能成为直接依附于国家的奴仆，听任国家上下其手。
保护弱者的法律制度因而也成为特别法，对于保护一般社会成员的法律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13]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86页。
[16]当然，上述言论并未区分出作为一般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权（主要是福利待遇，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和作为特殊社会成员即弱者所享有的社会权。在以往，人们曾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放任市场的自发调节，然而，其结果是贫富悬殊、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公平、分配正义的主张俨然成为社会共识。
